1972年3月，《人民日报》、新华社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、《湖北日报》等多家新闻单位的记者，乘坐一辆吉普车，到鄂城县采访春耕备耕的情况。因为需要有人陪同记者下乡调研，当时县里负责新闻报道工作的黄志华就安排刘敬堂参加了这项工作。

　　这些记者分成两拨，一拨到樊口区，听了区委书记傅方吉介绍备耕的情况，随后深入长港、东港、蒲团、旭光、东沟一线调研。东沟的一位龚姓人士告诉刘敬堂，那里有个杨林湖，湖里生长的白鲢品质优良，特供出口。在樊口调研时，有位老农吟了一首民谣：“西洋畈，大肚汉，十年九不收，收了一年，狗子不吃糯米饭。”老农所说的“大肚汉”，是指这一带过去是血吸虫重灾区。刘敬堂对这些故事印象特别深，后来都写进了《春满鄂城》。

　　另一拨记者到华容区调研，介绍情况的是区委书记叶文俭。叶文俭当时正在搞早谷育种试验，他把浸泡过的稻种用塑料纸包住，放进帽子内，然后戴在自己的头上进行观察。

　　这些记者一共采访了6天，返回城关后，住进县招待所赶稿子。

　　临行的前一天，新华社记者对刘敬堂说，到鄂城采访了几天，感到鄂城变化很大。去年联合国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席位，而且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。现在全世界对中国都很关注，但了解太少，希望你能写一篇鄂城县工农业生产新气象的文章，作为新中国变化的一个缩影，对外进行宣传。

　　刘敬堂接受了这项任务，但留给他的时间不太多。他急忙赶回自己的工作单位矿山公司办公室，备上一包烟、一瓶开水，摊上纸，从晚上六点动笔，一直写到天亮，一气呵成。

　　刘敬堂长期在基层调研，对鄂城的情况比较了解，尤其是鄂城的“五小工业”，除鄂城钢铁厂外，这里的小冶金、小化肥、小机械、小造船、小纺织搞得有声有色，农业机械化、水利建设、教育卫生、城市建设等方面也是成绩斐然。

　　虽然资料有很多，但在一篇短文中如何取舍，从哪个角度反映出来？着实令刘敬堂颇费心思。

　　后来他想到，以西山为平台，依东西南北四个方位，放眼城区周边风光，展示鄂城的新变化。城东是工业区，有通用机械厂、造船厂、油厂、化肥厂、织布厂等，城北是黄冈的东坡赤壁，城南是机关、医院、学校等城市主体区，城西除了鄂钢外，还有长港，这里的农业机械化、水利建设搞得如火如荼。

　　刘敬堂刚随记者团采访过，看到这片土地绿油油的麦田，金黄色的油菜花，好像铺上了一块块地毯，还有如玉带一般的九十里长港，这些美景他都如实写进了文章中。

　　在写作时，他采用了那首在樊口听到的民谣，形容新中国成立前农民辛酸的生活。他把文字改为“芦州畈，大肚汉，十年九不收，发水就讨饭，百里不见人，锅台宿大雁”，他有意把“西洋畈”改为“芦州畈”，这是因为他在芦州畈住过队，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，觉得更有代表性。村民们曾告诉过他，往往大水之后，整个湾子没人了，常有野鸭游到灶台上来，才有了“锅台宿大雁”这句神来之笔。他本来还想把毛主席吃武昌鱼的故事写进去，因篇幅所限，只是点到“武昌鱼的故乡”这句话。

　　文章写好后，用什么题目？这又让他犯难了，先后拟出“鄂城巨变”、“鄂城新变化”等上十个题目，但都不太满意。此时，天色已亮，他推开窗户，一阵春风迎面扑来，抬眼看到不远处的西山，满山苍翠，百花斗艳，顿时触动了他的灵感，提笔写下“春满鄂城”四个字，才如释重负。

　　在那个突出政治的年代，写出的文章往往需经单位审核批准，加盖公章才能投寄出去。找谁审核批准好呢？如果经过单位走这套程序，必定会“研究研究”，时间耽误不起，于是，刘敬堂直奔县委办公室，找到了县委常委、办公室主任王兴隆。

　　王兴隆当时是鄂城县的硬笔杆，在《红旗》杂志发表过多篇有分量的文章，虽然与刘敬堂打交道不多，但他对文化人很爱护。他认真读了刘敬堂递过来的文章后，说了“很好”两个字，又签上“同意” 两个字，干脆利落加盖了县委办公室的大印。

　　刘敬堂正赶回县招待所时，载着记者的吉普车已经开始发动，正要启程。新华社记者对他在一夜之间写好稿子感到十分意外，并被他的诚意所感动，连忙接过稿件，来不及看，就塞进公文包，匆匆和他握手告别。

　　新华社记者一到武汉，就向北京发了电讯稿。没隔几日，先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，当天的《人民日报》也刊登出来了，随之全国各省市报纸，除台湾外，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《春满鄂城》。

　　后来，新华社记者告诉他，《春满鄂城》向世界各大新闻机构发电讯稿后，许多国家用本国文字发表了，中国驻外使领馆也在宣传橱窗上刊登了这篇文章，世界各国一下子都知道了中国有个鄂城，鄂城发生的巨大变化，也就是新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。

　　到了1973年春夏之交，刘敬堂在阳武干渠指挥部搞宣传。有一天，来了两个人，手里还提着录音机，在指挥部找到了他，他们自我介绍是湖北省教育厅的工作人员，想把《春满鄂城》选入湖北省中学语文课本。征得刘敬堂同意后，要求他在文件上签字，还在现场录了音，他们这才离开。

　　当年7月，《春满鄂城》就编入了湖北省中学语文课本。

　　次年，春暖花开时节，许多外地的机关、企事业单位组织人员来鄂城参观，汽车从西山一直排到鄂钢的门口，每天接待数千人。

　　随后外地的学生蜂拥而至，灵泉寺、九曲亭、西山顶，遍地都是学生。老师站在西山最高处，按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给学生讲课，要求学生按方位模式写出自己家乡的变化。有的学校还直接找到刘敬堂，一是想亲眼见到《春满鄂城》的作者，二是要求刘敬堂给他们的学生授课。刘敬堂只要不影响工作，都会抽出时间和学生们交流自己的写作心得。虽然那时讲课没有任何报酬，他也很乐意做好这种授业解惑的事情。

　　最让他感动的是，有一次，大冶一所学校的老师带着学生，冒着细雨，步行十几公里，到鄂城后，天色已晚，师生们就在大西门广场旁的学校内借宿，一个个都睡在课桌上。第二天一早就上到西山，听刘老师讲课，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，他们就啃着自己带去的馒头、烙饼，渴了就到菩萨泉取口凉水喝。多少年后，刘敬堂提到这件事，还说那时的孩子既没有三明治、汉堡包、方便面，也没有矿泉水、可口可乐，但那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神，至今都令他难以忘怀。

　　由于去西山的人太多，还引出了不少笑话。

　　西山的主持韩和尚有次遇到刘敬堂，笑着对他说，不得了呀，刘同志，你引来这些学生伢到西山，爬树的、翻墙的、摘花的都有，搞得庙里不得安宁。刘敬堂笑答，你不是嫌西山太清净了吗？这下可热闹了，有这么多孩子来陪你，为你添福。还有一位县领导，看到每天进出西山的人这么多，担心有人在西山搞什么不法活动，叫相关部门去调查，得知是学生到西山上课，这才放下心来。

　　《春满鄂城》影响了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那批年轻人。不少在部队的鄂州籍军人，在报纸上看到这篇文章后，奔走相告，互相传阅。有的给刘敬堂写信，有的回家探亲时专程来看望他，并告诉他，没想到家乡上了报纸，在全国影响这么大！我们在外提到自己是鄂城人，都感到自豪。

　　40年后，市委宣传部的一位领导到深圳参加文博会，在一次聚会上，大家提到《春满鄂城》这篇文章时，深圳企业界的一名鄂州籍企业家李新威顿时兴致大发，竟然一字不差把全文背了下来。旅居意大利的鄂州籍学者周克芬女士曾经说过，“刘敬堂的《春满鄂城》，影响了我们这代人，我是读着他的文章长大的。”

　　一部优秀的作品，往往是一个时代的写实，承载着历史的责任。

　　《春满鄂城》发表在上世纪70年代，虽然离我们久远了，且带有那个时代的印痕，但它不愧为中国文坛上的一个奇迹，至今仍散发出无比的芬芳。

　　（责任编辑 王韵）